| 四、探索社会管理新模式和社会领导新方式
——科学发发展观丛书《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连载之四
（ 主 编：李君如 ）
在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党的执政理念要从“一元化”的“领导一切”,转变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要致力于推进“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的形成;致力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致力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的发展;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健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利益。
1．自上而下单一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和领导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社会实行的是单一化的领导模式。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揭示的那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基本上全部承担了城市居民的就业要求,农村人口也全部组织在当时那种集体经济的体制中。党员、群众基本上都在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或单位中工作,党的组织和领导主要通过从上到下组织严密的部门和单位来实施。”(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这种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领导的主客体关系单一性。社会领导的主体是党和政府,而在党和政府的关系中实行的是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即“工、农、兵、学、商、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所有的社会团体只是党群联系的桥梁,本身并不具有社会领导功能。社会领导的客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党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关系,由政治上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深入到对所有具体的社会生活实施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第二,领导行为的社会评价标准单一性。全社会所有生活领域,都奉行政治本位的评价标准。政治本位脱离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脱离了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成为抽象的、唯一的社会评价标准。因其抽象性和唯一性,在运用这一标准来对社会生活进行领导时,又被极端地泛化了:政治标准、政治要求以及政治活动方式被普遍推广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系统,上升为人们一切行为的终极标准。
第三,社会领导手段和方式单一性。领导手段主要运用专政和行政的力量,以及社会生活的严密组织性。社会领导的方式也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和思想灌输。这种单一化的领导模式,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社会结构来看,当时长期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与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是高度集中,党的领导在地方和基层按照纵向的系统传给了中国特有的“单位”。在这一体制下,每个人都通过从业等渠道成为“单位人”,而这个单位又必然有一个党组织,因而党的组织对社会的直接和具体的管理就能覆盖全社会。从解决社会矛盾的价值导向来看,单一的政治标准不仅满足新政权巩固以及获得解放的劳动群众政治热情的需要,而且也是同人们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生活追求相对简单和观念意识相对封闭的状况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使人们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一元化的领导模式,从而使有可能导致社会失控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条件难以具备。长期以来,我们在价值观的塑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以及英雄人物榜样的广泛宣传,对于维持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过去单一化社会领导模式的功能和效率,是有限的。第一,很难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一方面,由于忽视民主政治建设,权力过分集中,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封闭性;另一方面,为增强社会活力,又往往依靠政治运动来施行所谓的“大民主”。这两个因素使社会生活因缺少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的明确的“游戏规则”而逐级导致无序状态。第二,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完全意识形态化和政治标准的泛化,客观上造成社会信息交换和传播的某种程度的贫乏化。其后果:一是领导主体因信息失真而导致政策的主观片面性;二是领导客体会因信息单调而逐渐丧失主动创造性。这二者共同作用,使社会潜伏着趋向无序状态的可能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酿成的“十年动乱”,充分证明了单一化社会领导模式的功能和效率的有限性。
2．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的内容趋向复杂化
当社会成员的活动背景,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时,当信息技术的发展甚至产生着“虚拟社会”时,原本效率就有限的单一化社会领导模式,必然面对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保持其有效性?也正如江泽民同志揭示的:“现在,在党政事业机关和国有企业之外,出现了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很多人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就业,不少人自谋职业。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基层组织的关系也与过去不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在就业和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的流动性比过去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靠过去的方式实施党的领导,显然是不够的。”(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之所以完全依靠过去的方式实施党的领导是不够的,主要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管理的内容趋向复杂化。
第一,社会管理的主客体关系趋向复杂化。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直接管理活动,已无法覆盖所有的社会成员。随着市场经济促发人们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生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在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处理中,将程度不同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原有单一的、两极分明的主客体关系,其界限逐渐模糊。
第二,社会管理的评价标准趋向复杂化。在计划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人们的眼前利益、不同的个人利益,都无条件地服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集中表现这个利益的政治标准就成为处理社会矛盾的唯一标准。而市场经济促使人们的眼光更多地关注现实,利益主体的多样化意味着社会确认了不同群体乃至个体利益需求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社会就充满了人们的眼前利益、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利益,同“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产生社会矛盾,单一的、离开物质利益的抽象政治标准,对社会管理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第三,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趋向复杂化。仅仅通过对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来管理社会,已被实践证明不利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和社会的进步。而单纯地依靠自上而下的运动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也显得软弱无力。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客观上要求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冲击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化的社会领导和管理模式。需要我们尽快建立起新的社会调控模式,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并为改革提供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3．建立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人为本、多样化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领导方式
为了适应社会由单一化向多样化,社会成员的活动背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的需要,必须建立新的社会领导方式,即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人为本、多样化的社会管理和调控模式。（焦娅敏,欧阳凌：《探索党的领导新方式和社会管理新模式》，《求实》2004年5月。）
新的领导方式,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总结以往在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新的执政方式,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苏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实行政治多元化的喧闹声中丧失了政权。有鉴于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必须做到“两个保证”,即“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又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具有凝聚力量的党作为领导的核心,否则,“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已经证明,具有这样凝聚力量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拥有一支政治坚定、联系群众、思想敏锐、有组织管理能力、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经历国际国内各种政治风险的考验中更加成熟起来,积累了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
新的领导方式,还必须体现管理的多样化。具体表现为:
第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当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时;当社会矛盾由计划经济条件下只是比较简单的个人与集体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时;当党的任务由革命转向执政、由主要在封闭条件下进行建设转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由党直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承担无限责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在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了新的思路。这就是党的领导无法“代替一切”,而只能“代表根本”,这一“根本”,就是通过始终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代表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方式要从“一元化领导”的和领导一切,转变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要致力于推进“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的形成;致力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致力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的发展;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健全。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发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各种机构和社会成员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
第二,社会管理的评价标准的多样化。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对所建立的社会管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最根本的标准,是看它能否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马克思说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从事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具体表现。”以人为本的评价标准,必须引入物质利益原则。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但“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社会管理要覆盖所有社会成员,要对绝大多数人都有效,要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做好增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以人为本的评价标准,不仅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也要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动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因此,以人为本的评价标准,还得引入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的原则。社会的管理体系,必须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识和精神文化素质。
第三,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充分运用法律和道德两种手段来调控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管理。所谓“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意味着不能仅仅依靠“专政”这一外在的“强制力量”,以及“运动”这一被异化了的“内在”的、但仍然是“强制”的力量。法律作为“强制力量”对社会调控的必要性是不容质疑的,但是,要把法律的“外在”规范作用,扩充为“外在”和“内在”规范作用的结合,也就是说,不仅要使法律成为人们行为规范“不可以做什么”的禁令,更要使法律成为人们“可以做什么”的保护伞。要创造各种条件,使社会管理的客体通过学法,不仅做到知法、守法,更能做到善于主动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社会管理的主体,也同样不仅要学法、知法和守法,还应做到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所谓“充分”运用道德手段,是指更多地通过让社会成员在社会协调中进行自我教育的方式,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规范。在利益格局调整时期,要使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不仅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而且能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就不得不考虑社会成员的可承受程度。社会成员的可承受能力是动态的、可变的,因此要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社会协调。这种社会协调的结果,蕴涵了社会的价值导向,从而起到了一种“示范”的作用。社会成员往往通过它来进行“自我教育”,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所以,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社会协调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李君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１７页-第２３页。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