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六届三中召开不久，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科学发展观读本即《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丛书·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丛书·文化建设》干部学习读本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其中《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项目自2003年启动，至2006年3月由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历时3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多个编写组，上百人参与，近四十个省部领导和著名经济学家担任顾问。丛书共分五册，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分别由段应碧、于今、李君如、曲格平、蔡武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特为本套丛书作序。
为了落实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指导思想，适应各级领导干部、学生、广大人民群众和在全党全社会开展落实普及科学发展观需要，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网从即日起将对《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进行陆续刊出，首先刊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一书全文，拟每四天刊出一节，敬请读者关注。我们将授权相关网络媒体无偿转载，同时希望各相关网站配合此次工作顺利开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李君如 主编
——科学发发展观丛书《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连载之15
第三章 贫困、贫富差距与扶贫
第一节 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
贫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按照一般理解，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贫困首先是指经济意义上的贫困，即物质生活的贫困，指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没有达到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各种原因，也出现一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问题的持续存在和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这与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坚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必须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通过运用包括市场和政府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要鼓励先进，合理拉开差距，又要对过高的收入进行调节，高度重视和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发动各方面力量和运用各种手段努力消除贫困，防止两极分化，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最
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具有的雄心壮志。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的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贫困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表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良性发展的一个社会，其贫困问题必须得到较好的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必须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向着良性发展的方向不断努力。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不太协调，我们必须勇敢地正视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努力认识和了解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
一、效率和公平以及国民收入的分配原则
贫困与个人收入密切相关，个人收入是指社会的全体成员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各种收入的总和，个人收入分配是指社会成员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经济活动。因此，个人收入分配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个人收入水平的高低和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要了解我国的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就必须了解效率与公平及我国收入分配的原则。
我国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平均分配带来的低效率，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树立榜样，然后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帮助后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它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适当拉开了收入的差距，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从强调公平到强调效率的第一次转向，这一阶段大约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扩大，并可能破坏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我国及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在继续强调效率的同时，提出了兼顾公平的要求。这里的公平，一是与效率一致的公平，即遵循市场原则的公平，促进效率的就是公平的，如机会的公平、按要素投入获取分配的公平等，二是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它遵循的是社会公正的原则。在这一阶段，我国推出了打破垄断实现机会均等、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措施，从而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一认识也还存在着不足，我国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拉大。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这标志着我国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进入了第三阶段，注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其体制机制的背景，这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收入分配原则既要体现市场经济对个人资源的使用效果，即反映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制度的最终利益代表，即体现公平。因此，效率和公平是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最基本的原则。这里的效率，不仅可以采用经济活动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与获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率来计算，同时也要用生产要素的结构型耗费与产出劳动成果的份额来计算。在我国，公平的内涵包括三个含义：一是机会均等，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付出劳动的机会和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二是规则平等，即劳动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遵守相同标准的规则，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三是差距适度、兼顾平等和兼容责任，即在承认人的能力、才智、积极性的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差别的基础上，财产和收入可以有适度差异。
国民收入分配是指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按一定的方式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割。国民收入分配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财产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分配包括两个基本层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阶段的分配主要是由市场价格形成的要素分配。要素分配是以要素投入（贡献）为依据，由市场供求形成的要素价格所决定。由要素分配形成的收入可以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奖金、津贴等；非劳动收入包括财产转让收入、租金、利息、红利和公司未分配利润等。以上收入形式只要是合法取得，在我国都受到法律的保护。需要说明的是，初次分配并非完全的要素分配，政府征收的间接税作为商品价格追加，也是要素创造收入的一部分。政府直接参与要素收入的分配，说明政府也参与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现代政府对要素收入的创造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与发展环境参与分配。对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格局进行的重新调整，叫做再分配。再分配主要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通过财政手段实现的，主要是财政再分配。此外，慈善机构和社会组织也参与一部分再分配活动。
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则主要是公平。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所谓经济公平是指在收入分配中根据在收入创造过程中要素的贡献来决定收入分配的一种准则。所谓社会公平是指将收入差距维持在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公民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因此，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是两种不同的公平准则，区别在于二者的着眼点和目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经济公平主要着眼于分配的规则或分配过程的公平合理；社会公平主要着眼于分配的结果，强调收入分配的结果要能为社会所接受。经济公平的目的是分配的效率，因为只有以按要素贡献为依据进行分配，才能调动人们要素投入的积极性，才有助于提高效率；而社会公平的目的是要缓解社会不同阶层因收入差距带来的矛盾，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二、我国目前贫困问题的现状
收入分配差别与贫困状况存在一定的联系，在总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贫困率越高，说明其收入分配的差别可能较大；反过来，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别越大，则说明这个社会的贫困率可能较高。可见，贫困状况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差别程度，同时又是评判收入分配差别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么，我国目前的贫困状况如何呢？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贫困人口刚开始主要集中在农村。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有2.5亿人，贫困发生率达30%；到1993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8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8.7%；到2003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2005年4月4日，来自国务院扶贫办的最新数字表明，目前中国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人。
在此，有必要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确定的标准不是国际通行标准，也不是相对贫困的标准，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的最低生活标准，即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基本生存的标准。1986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研究，确定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标准是年人均206元，到1995年，考虑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因素，这一标准被调整为530元，这就是中国绝对贫困的标准，2000年，贫困标准再调整为625元，农村3000万贫困人口就是根据这一标准计算出来的（高鸿宾，中国扶贫网，2001）。如果按照平均每人每天少于1美元的国际标准计算，199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至少还在1亿以上，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占11.5% （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署）。2004年3月23日在世界银行举办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世界银行副行长弗兰妮表示，中国的贫困人口由1981年的6.34亿下降到2.1亿，这表明我国的贫困问题还很严重。
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社会保障对象，这部分人由于年龄、疾病或残疾等原因失去了劳动能力或者丧失了其他生产要素，需要家庭、集体或国家的直接救济；另一部分人是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资源条件非常贫乏的地方。加上现阶段中国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即使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很不稳定，很容易返贫。绝大部分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居住在西部，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或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这些贫困户往往缺乏生产资料，依靠种植业维持生活，缺乏外出打工或从事有利可图的活动的机会；缺乏人力资源，卫生和教育条件非常差，贫困户耕种的土地也往往较为贫瘠且数量有限，加上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往往会引发或加剧贫困。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我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开始显现，2003年，我国城镇有近2248万人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城市贫困人口中，妇女和儿童占较大比例，他们的生活质量极差。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1998年～1999年对上海、武汉、天津、兰州和重庆等5市2500户贫困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分别为243元、108元、135元、114元和139元，分别是当地人均月收入的31%、21%、21%、27%和28%；五市贫困家庭每星期吃肉的天数平均在1～2天，武汉、天津和兰州有4成至6成的贫困家庭不沾荤腥，8成以上的贫困家庭以素菜为主；90%以上的贫困家庭中成人极少买新衣，30～60%的贫困家庭成人穿的衣服是靠亲友赠送，一些人穿的是基层社区募集的衣物；贫困家庭中有30～60%的家庭成员患有慢性病和遗传病，但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的占50～70%，主要原因是医药费太贵，看不起病；负担不起学校学杂费的贫困家庭占60～90%，有50～80%的贫困家庭在教育方面没有享受到政府或学校的优惠，除上海外，其他城市都有近2成的贫困家庭因为缺钱想让孩子退学；贫困家庭的社会交往需求由于经济或社会歧视等原因也受到抑制，有30～40%的贫困家庭不爱与邻居和同事交往，有40～60%的贫困家庭过年过节不走亲访友。总之，城市的贫困家庭尽管得到了政府的救助及其他的社会支持，但仅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健
康、教育和社交等方面，他们的需求还远远得不到满足。
同时，有专家指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健康贫困问题。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体系和绩效首次做出评估，中国被列为144位，居世界后列。中国的健康贫困问题主要表现在：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全国有近20%的农村县没有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的合格或基本合格标准；有1亿多人喝不上洁净水，4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地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西南、西北9省孕产妇平均死亡率高达0.177%，为全国平均水平（0.056%）的2.8倍；全国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其中贫困农村地区高达13%，没有实现消除新生儿破伤风至1/‰以下的目标；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中西部省份疾病发病率较高，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各级卫生事业费和卫生总费用低于规划目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最低限标准。
尽管如此，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做出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2003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撰写的2003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特别提到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报告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充满活力的经济使1.5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使每天不足1美元生活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3%下降到2000年的16%，东亚地区因此也成为过去10年中唯一一个贫困人口绝对数字大幅下降的地区
，世界银行消费调查的结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各种情况表明，尽管我国的消除贫困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国的消除贫困工作也已经进入了艰难的攻坚阶段，形势不容乐观，未来的消除贫困工作将更加艰难。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巨大，截至2005年3月底，全国农村仍有260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人均1美元的国际标准贫困线计算，绝对贫困人口超过1亿，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的制约，现存的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同时城市贫困人口也在不断增长，给政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二是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制约了当地的脱贫步伐，大多数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土地资源匮乏，承载人口的能力低，而这些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大一部分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的成果被新增人口所抵销。三是贫困人口综合素质较低，2003年，贫困农民家庭劳动力文盲率为22.4%，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家庭有残疾或大病成员，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贫困的农民家庭中，丧失劳动能力的比重为29.3%，城市贫困家庭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四是返贫现象严重，由于脱贫人口原有的
生产、生存条件没有根本改变，遇到自然灾害和疾病等情况极易重新返回贫困状态，如何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巩固扶贫成果，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国际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的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据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供的资料表明，21世纪初，按人均收入每天低于1美元计算，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占人口的23%，贫困人口12亿，比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6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减少了1亿人口。亚洲和拉丁美洲减轻贫困取得成效，最为显著的是亚洲地区，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欧及前苏联地区的贫困率有所上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最多的是亚洲，特别是农村地区，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贫困率最高。各个地区处于长期饥饿的人口也呈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营养不良人口从1970年9.3亿降低到2002年的8亿人。据联合国预计，东亚和拉丁美洲地区能够达到《千年宣言》所规定的2015年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而照目前的趋势，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时则可能与目标距离甚远，经济不平等是消除贫困的主要障碍。收入差距最大的是拉丁美洲和非洲，而亚洲地区也存在收入不平等现象。亚洲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2/3，人均产值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
拉丁美洲地区的贫困问题仍很突出，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拉丁美洲委员会2004年11月30日发表的报告显示，拉美地区虽然经济总体上有所增长，但贫困问题仍很突出。报告指出，由于全球特别是亚洲对拉美地区的原材料需求大幅增加，2004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约为5%，比预期的要好。与此同时，有近43.2%、约2.24亿拉美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9800万人口为极度贫困。报告还指出，拉美地区的贫富悬殊现象愈加严重，使其成为全球分配最不均衡的地区，这极大地影响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不乐观，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根据德国联邦政府未公开的一份《贫困报告》显示，德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剧
。根据欧盟规定，收入低于欧盟人均收入60%的人口为"贫困人口"。报告显示，德国社会的贫困率已从1998年的12.1%上升到13.5%，家庭及外国人在贫困人口中占最大份额，根据欧盟规定的标准，有13.9%的德国家庭和24%在德国生活的外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报告指出，10%的德国富人控制着47%的不动产，比两年前的45%有所增加。生活在底层的50%的德国人仅占有德国全部财富的4%。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4年8月发布的报告，美国在过去20年中，贫富差距稳步拉大 。统计发现，1973年，20%最富有的美国家庭占有美国全部财富的44%，到2002年，他们的财富增加到50%，其他阶层的财富则减少了，最底层的20%的人，拥有的财富由20年前的4.2%降至3.5%。这一差距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雇员的工资停滞没有增长，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房子、股票，享受着最大的税收优惠，而中产阶级正承受更大的税收负担。健康医疗、住房、教育、汽油、食品等的价格都在飞涨。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手中的钞票能购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美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也表现在低价产品销售不旺而奢侈品的消费却在猛增。保时捷（Porsche）轿车2003年在北美的销量增加了17%；Neiman Marcus、Nordstrom 和Saks Fifth Avenue等豪华百货商店的销售形势喜人，沃尔玛、Sears和Payless Shoes等折扣店的销售却萎靡不振。由于就业市场疲软，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薪阶层只能眼看着薪水往下降。2004年以来，美国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计划，但这些职位的工资降低，健康保险等福利也较少。美国3/5的人每小时的工资低于全国的平均数：13.53美元。2004年7月，美国全国的平均周薪为525.84美元，是2001年10月以来最低的。
四、贫富差距拉大的表现和原因
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拉大。这首先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阶层，而广大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却还有很多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2001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10870元，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后者不到前者的1/4，加上各种福利收入实际差距更大。在平均数的背后，大多数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只会使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个调查表明，深圳市社会管理者阶层2000年上半年月收入的中位数是4000元，而同期贵州省镇宁县的农民月均收入仅为100～200元，两者相差20～40倍。其次表现在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再次表现在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据1996年的一个调查表明，我国最贫穷的20%的家庭仅占有全部收入的4.06%，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1.4%，这一差距超过了1990年的美国。统计数据表明，1990年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4%，最贫穷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6%。根据陈宗胜等人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在农村内部和城市居民内部，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贫富分化的程度在加剧。江苏省农调局的调查表明，2000年，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595元，其中10%的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达10235元，而10%的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仅为1146元。截至2003年底，收入水平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城市居民有2000多万人。
中国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的事实也引起了官方权威研究机构的关注。2003年，国家财政部科研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加剧和扩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 .79，2001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CM(145mm〗中国的收入阶层分布呈金字塔型，一半以上的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
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基尼系数等上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自然原因，也有经济和社会原因。有专家撰文指出，中国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发生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钱权交易，滥用职权的官员与热衷于寻租的企业家共同富起来了，而广大普通的劳动者则变得相对或绝对贫困了。二是对少数经济部门给予特许垄断，造成了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上的极大差距；三是产业结构选择不当所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近几年政府一些部门没有考虑我国劳动要素存量规模十分大的国情，片面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和资本要素与资源要素密集型产业，造成由GDP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主要被资本要素、知识要素和资源要素所有者所获得，而只拥有简单劳动力资源的广大劳动者则变得贫困了。这位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是：一是乡村的公共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据估计，中国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二是由乡村工业化没有带来城市化发展
所引起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乡村工业普遍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入现代大工业部门，只能从事一些小规模的简单工业品生产工艺，于是出现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更低的现象。三是劳动力流动中的地区壁垒强化了城乡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同时，他也认为，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显著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贸易的经 济地理效应所造成的，是由客观的地理区位因素所造成的。所谓的经济地理效应是指，在运 输成本的作用下，国际贸易像万有引力一样，把所有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国家的产业、人口和城市大规模地吸引到各自的沿海地区，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经 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另一位专家则从政策层面分析了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参见寿强：《论我国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及其调整》，大学金融在线，Finance Online，2003年3月19日。。他指出，我国的收入分配领域秩序混乱，主要是由于：在初次分配领域，政 府缺乏有效的限制垄断、鼓励平等竞争的政策和缺乏完备的打击、遏制违法非法收入的政策 ；在再分配领域，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也不完备。
综合起来，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历史原因，各地历史上经济发展 的基础不同，因而起点不同；自然与经济地理原因，这主要是各地自然条件与区位不同，造 成经济发展不均衡；法律政策和社会原因，无论是初次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我国的法律政策尚不完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一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一些部门处于特许垄断地位，实行"城乡分治"，片面强调发展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一，社会服务业不够发达，贫困人口素质低等，都拉大了贫富差距。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第82页——第10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