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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召开不久，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科学发展观读本即《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丛书·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丛书·文化建设》干部学习读本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其中《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项目自2003年启动，至2006年3月由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历时3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多个编写组，上百人参与，近四十个省部领导和著名经济学家担任顾问。丛书共分五册，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分别由段应碧、于今、李君如、曲格平、蔡武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特为本套丛书作序。
为了落实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指导思想，适应各级领导干部、学生、广大人民群众和在全党全社会开展落实普及科学发展观需要，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网从即日起将对《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进行陆续刊出，从即日起刊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一书全文，拟每四天刊出一节，敬请读者关注。我们将授权相关网络媒体无偿转载，同时希望各相关网站配合此次工作顺利开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蔡 武 主编
第一章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背景、理论和内容
第二节 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了诸多新的发展趋势，包括：经济全球化、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新技术革命、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关系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其影响已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在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机遇，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提出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甚至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审慎对待，不可盲从。各国要从战略的高度，全面考虑到本国的经济现状，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在客观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既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好前景，又充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问题并准备好对策，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勇敢迎接挑战，作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战略选择，争取实现本国的经济起飞。
一、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理论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百废待兴，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发展中国的对外经贸事业，制定什么样的对外经贸发展战略，尤其是外贸出口产业的发展战略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当务之急。
当时理论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中国在发展对外经贸中能否以及如何借鉴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许多学者就其指导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争鸣与深入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提出中国发展对外经贸应当借鉴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理论思想，主张应当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第二，提出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含有"合理的内核"，中国可以借鉴其中的合理内核与科学成分，但不同意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理论指导思想。第三，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主导下的经济实践过去长期给落后国家带来了灾难，今天仍然起着破坏性的作用。如果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也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因此不应借鉴上述学说。
总体上看，这些探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理论上，比较优势理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对外经贸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实践中，比较优势理论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政府制定对外经贸发展战略。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迅猛发展更是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值得提到的是，目前在中国理论界所提到的比较优势的含义，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概念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概念，强调的是本国同外国进行比较。而在正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这一概念就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概念，其内涵重在本国的自我比较上。
在理论探讨和争论过程中，"比较优势陷井"和"国际竞争优势"的研究，把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认识进一步引向深入。
"比较优势陷阱"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不能作为指导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的。因为比较优势结构的核心是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从理论上讲，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来区分的，但是比较优势在此所讲的"比较成本"主要是对本国的产品进行比较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本国比较成本低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竞争优势。相反，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只能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所以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而且在现阶段，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主要的是产业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企图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出口导向，不仅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而且可能
还会跌入"比较优势陷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在当代国际贸易中，面对发达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一段时间中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但是它强化了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导致发展中国家同发达经济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因而从长远来看，它将越来越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也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这种贸易结构是不能长期化的。然而，中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基本上正是这种格局。在中国，目前各地竞相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许多地区引进外资缺乏产业选择，外商进入的产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贸易结构虽然可以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也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发展下去的后果是出口数量越多，外资企业越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越多。如不及时扭转这种状况，中国的产业结构不但不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得到升级，而且还会进一步低级化。因此，为了避免跌入"比较优势陷阱"，就应当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陷阱"论的实质，是告诫人们不要静止和僵化地看待比较优势理论，它并没有完全否定比较优势理论，而是在告诫那些仍然仅仅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制定其对外贸易长期发展战略的主要理论依据的国家应当如何动态地看待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国际竞争优势"，是指一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要从全局的高度入手，根据一国范围内可以调度的资源，并以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确立本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为目的的竞争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竞争已不仅仅是单独的企业行为，而是涉及整个国家方方面面的行为，是需要动员国家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限制，竞争优势只靠企业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因此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切实的组织和配合。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实际上是在强调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政府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其研究思想和研究思路主要是受迈克尔·波特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影响，但这里所提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波特所提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概念。迈克尔·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基础上的。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一国的比较优势，更关键在于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优势产业的建立有赖于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源泉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进一步说，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机制、企业的后天努力和进取精神。
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相比，迈克尔·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是一次质的飞跃，它比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更能说明当今国际贸易竞争的特点。因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自然条件出发，将其假设建立在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客观现实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上。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发展中国家为了大规模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必然密集使用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当密集使用某一要素生产产品时，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从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就会被边际递减趋势所抵消，进而导致出口导向模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窄。这样就使得比较优势理论很难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外贸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也使得单纯以其为理论指导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必然存在极大的理论缺陷。
更加重要的是，在"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不但开始认识到比较优势思想同竞争优势思想之间的区别，而且开始研究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如何进行转换的问题。这也正是今后中国制定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对于中国来说，既然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定位在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应当重视国际上在70年代末兴起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创造中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包括引进国外先进产业。一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并不等于其产业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如上所述，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决定的静态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只有同时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目前中国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还较差，不少国内企业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又一次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为适应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从比较优势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实为必然的选择。同时，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还存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只有完成了这个转化过程，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成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根据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创造"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过去参加国际竞争主要是依据自身的供给条件，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现在则要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有效地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为了使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在争相采用高新技术，以新技术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尽管其出口产品仍然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这些产品包含了更多
的高新技术含量，因而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都纷纷采取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单一的产品结构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中，并由此导致其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和发展后劲的不足。正如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所描绘的那样，"当着眼于出口的'彩车'挤满了人时，车速必将减慢"。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有把比较优势同竞争优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没有完成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换。
但是，在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换过程中，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条件和违背产业演进的客观发展规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我们对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理解的局限性和不能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从理论上说，由于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应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追求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应当立足于比较优势来发展和发挥竞争优势。从现实条件看，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也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否则，放弃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自己完全无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就是很不明智的。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过剩，以此为基础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说是最现实的选择。如果忽视这一基础，而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起点，由于资本和技术瓶颈的制约，只能建立一些零星的产业，根本不可能达到足以支撑经济发展的规模。此外，从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可能永远固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必然发生变化，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由于不断得到充分利用而变得短缺起来，相应地，资本和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由于不断积累而变得丰裕起来。这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便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来。因此，为了发挥"出口导向"模式的积极作用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我们就应该把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共同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模式的理论基础。
中国经济理论界这种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重心的转向，既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对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对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认识和对于西方最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吸收和借鉴情况。这种转向既使中国的外贸理论研究更符合当今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竞争特点，也更接近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随着中国外贸理论研究的这种新的转向，可以预期未来的中国外贸理论界将会有许多新的理论思想和理论观点产生出来，这些理论研究对于经济现象的解释也将会更有说服力和更有指导意义。
二、传统的出口、进口发展理论及其两难困境
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通常使用的外贸发展战略有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不同发展战略的后果也不相同。
1、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及其经济后果
进口替代就是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替代过去的制成品进口，以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纠正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
为实现进口替代的目标，一般采取贸易保护和鼓励出口的政策。
1、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是实施进口替代的一项基本政策。其内容有：对制成品特别是消费品进口，通过高关税、进口附加税和非关税手段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外国某些工业品的进口，但针对不同的货物实行有差别的保护。（1）对本国进口替代工业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较高，而对其他部门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较低。（2）对进口替代工业的最终产品保护程度较高，而对发展这类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机器设备和零配件进口，则保护程度较轻。
2、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政策，以便将有限的外汇用于经济发展最急需的一些领域。在汇率方面，通常实行币值高估的汇率制度。所谓币值高估，即对本国货币规定较高的兑换它国货币的比率，以利于进口替代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进口。但它不利于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也使关税保护部分地失去作用。
3、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为加速国内资金积累，国家在财政、税收、价格和信贷等方面给予进口替代工业以特殊优惠，以促进它们的发展。
进口替代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对经济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提供了一个有保护的、有利可图的市场，使相关国家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得到了发展。据计算，1950年～1960年，亚非拉国家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6.9％，1960年～1970年为8.1％。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增长，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进口替代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改造，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有了一定程度改变。它表现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上升较快，而农业的比重相对下降；在制造业内部，那些侧重基础工业替代的国家，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轻工业。进口替代还加强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立程度，具体表现在：进口制成品在国内总供给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一些国家的设备自给率提高了。另一方面，它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很明显：由于资本积累基础薄弱，加剧了国内的两极分化，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使进口替代工业出现市场不足、生产能力闲置的情况。它还导致忽视基础工业及农业的发展。由于贸易保护政策着眼于进口替代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而对电力、能源和基础设施常常注意不够，许多国家忽视农业的发展。它们对国内制成品实行保护高价，而把农产品价格压在很低的水平上，使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不断扩大，这一切都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农业和粮食生产，使粮食自给率下降，进口的粮食越来越多。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进口替代固然使国外工业消费品的进口大大减少，从而节约了外汇，但是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急剧上升。同时，贸易保护措施和汇率措施，使工业品成本高、质量低而缺乏出口竞争能力；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也因本
币高估而受到影响。结果，进口替代没有缓和国际收支上的困难，相反使情况日趋恶化。拉美在20世纪80年代这"失去的十年"中的债务危机，甚至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已证实了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
2、出口导向战略及其经济后果
出口导向战略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代替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这种贸易发展型式也叫出口主导型贸易发展型式，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来积累资金，带动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关键是提高出口货物的竞争能力，开拓和扩大国际市场。为此，实行这一贸易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进口替代的政策与措施。（1）在外贸政策上，主要是放松贸易保护，大力鼓励出口。采取的措施有：对出口制成品减免关税、出口退税、对出口给予补贴、对产品出口提供信贷和保险及各种优惠，对出口所需的原材料、零配件和机器设备进口减免关税或减少进口限制。（2）在外汇汇率政策上，除给出口企业和出口商优先提供外汇或实行外汇留成、出口奖励等措施外，还拟定合理的汇率，以改变本币高估、不利于本国产品出口的情况。为此，在此期间许多国家都实行了本币对外贬值的办法。（3）在投资政策上，对面向出口的企业提供减免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方面更大的优惠。此外，一些国家对出口工业还规定加速折旧，对这些企业优先提供原材料、土地、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4）在外资政策上，为解决资金和技术的缺乏，吸收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打开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实施了有吸引力的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给外国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和方便等。
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对推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其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它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增长较快，出口货物中制成品所占比重迅速上升。由于吸引了国外资金、技术和采取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制成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玩具、制鞋、电子电器等，逐渐在世界市场上打开了销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制成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出口的发展，增加了资本积累，使国民经济出现较快的增长。新兴工业化国家制成品出口增长，不仅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积累了资金，为提高国内投资率和扩大国外机器、设备及原材料进口提供了可能，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与出口工业有关的经济部门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一些国家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进一步调整，轻工业超过重工业。工业化进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几个工业化指标中，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3年的20.1％提高到1985年的23.0％，而内向型经济国家同期仅分别为15.2％和15.2％。这类国家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的缺陷也是致命的。它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工业，主要是为了出口，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严重依赖于世界市场。由于这些国家的制成品大多是轻纺产品，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只要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就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发展。7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这些国家的制成品生产和出口就遇到了严重困难。同时，出口导向战略下建立的工业自主性差。由于实行外资进出自由化的政策，其结果是为这些国家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但也有一些不良后果。一是国内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特别是机械、化工、电子电器、医药、汽车等新兴工业，程度不同地为外商所控制；二是许多出口工业部门是加工装配型的"孤岛型"工业，生产的"前向"和"后向"连锁作用薄弱，从而强化了对国外技术和原材料的依赖。
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代表。它们由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开放进程的失误，引发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3、两种外贸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的综合分析
政府政策的不恰当干预会造成市场机制的破坏，形成所谓"政策导致的扭曲"，结果是对外贸易利益的下降、国内资源配置的失调、国内外市场价格的过度扭曲，进而导致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据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对70年代3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的统计研究证明，价格扭曲不仅影响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而且影响出口的增长。综合扭曲指数越大，经济增长率越小，出口增长率也越小。低价格扭曲国家（平均扭曲指数1.56）的经济增长率较高，平均年增6.8％，高于所有国家平均数2个百分点；出口年增长率也较高，平均为年增6.7％，高于所有国家平均数3个百分点。高价格扭曲国家（平均扭曲指数为2.44）的经济增长率为3.1％，低于平均数 2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率仅为0.7％，低于平均数3个百分点。对60年代巴西、智利、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单纯贸易限制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的代价，达到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4％～10％；而着手矫正60年代价格扭曲的巴西、哥伦比亚及韩国则取得巨大收益。那些避免贸易扭曲政策的国家在适应70年代经济衰退的外来冲击上，比那些存在价格扭曲的国家更为成功。
另外，世界银行对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63年～1985年）实行的贸易战略及政策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1985年的总产出占发展中国家总产出的66.5％，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实绩，世界银行按贸易战略的性质将这些国家分为4类："坚定的外向型"、"一般的外向型"、"一般的内向型"以及"坚定的内向型"。鉴于1973年前后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很大，对于每类国家，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即1963年～1973年和1973年～1985年。
坚定的外向型：经济全面开放。不存在对贸易的控制，或者控制的程度很低。对进出口贸易不采用或很少采用直接控制和发放许可证等办法来管理。维持一定比例的汇率，使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实际汇率大体相等。
一般的外向型：经济相对开放。对本国市场的平均实际保护率相对较低，实际保护的范围也相对较小。对贸易采用有限度的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虽然对出口贸易有某些直接奖励，但这并不抵销对进口的保护。进口贸易的实际汇率略高于对出口贸易的汇率，但差别很小。
一般的内向型：奖励机制总体上明显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生产。对本国市场的平均实际保护率较高，实际保护率的范围也较大，对外贸广泛实行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制度。虽然对出口可能给予一些直接奖励，但对进口有明显的偏见，汇率显然定值过高。
坚定的内向型：经济上闭关自守，奖励机制总体上对国内市场的生产极为有利。对本国市场的平均实际保护率很高，保护的范围也较宽，汇率定值高出很多。
世界银行对这4个类型的划分是依据以下几个方面的定量分析：（1）对国内市场的实际保护率。一国对国内市场的实际保护率较高，该国对进口替代的偏向越大，该国经济的内向性就越大。（2）对进口的直接控制（如使用数量限制和进口许可证）。一国越是依赖于对进口的直接控制，该国经济的内向性就越大。（3）对出口贸易的奖励。一国越是鼓励出口贸易，该国经济的外向性就越大。（4）对外汇汇率的定值。一般说来，内向性经济都导致汇率定值过高。
研究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越是外向型，其经济实绩就越好。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增长率、资本产出增长比率以及制造业就业人数比率等方面，外向型国家的实绩都优于内向型国家。
一般看来，出口导向战略优于进口替代战略，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都需要我们认识到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局限性。根据目前的国际局势和世界经济状况，应该首先转变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贸易战略，要充分意识到进口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国应该把精力更多放到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方面，而不是仅仅对一些战术层面的东西进行调整。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转型
1、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及特征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对于其定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现在都还没有一致认可的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美国全球化理论权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则认为，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是经济领域，指商品、服务、资金、信息远距离的流动。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
所谓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20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随着国际贸易壁垒不断削减，国际商品贸易高速增长，1980～199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6%，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均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国际投资日趋活跃，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生产经营活动，累积输出资本已达35000亿美元，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体。金融国际化加速发展，国际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增长，各主要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形成时间上接续、价格上联动的交易网络。国际互联网迅速扩张，国际间信息流动快速便捷，信息交流意义上的"地球村"正在形成之中。区域性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不断涌现，成为进一步带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领头羊。
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长远规划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全新的形势。要在"十五"计划及长远规划中科学地反映对外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在有关的战略问题上形成共识。
未来5至20年新战略。过去20多年中，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较好地把握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当中受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国内市商品普遍供给不足，没有多少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我国一方面吸引外资在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另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新兴产业。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市场相对饱和，加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两张皮"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出口加工部门的本地采购率较低，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进口替代部门则由于过度保护，低水平重复建设，许多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
随着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产品周期越来越短，靠进口替代实现技术追赶已难以奏效。例如，我国在微电子工程领域的一些国家级进口替代项目尚未投产就已经落伍。与此同时，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采取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原厂委托加工）、ODM（Own－design and manufacture，按客户要求自己设计并制造）等方式，成为某些零部件或最终产品具有全球影响的供应基地，通过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
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客观上要求我国调整对外开放的战略。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发展开放型经济。以优化结构与提高效益为中心，发挥我国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竞争力。尽快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灵活高效的宏观调控机制。
（一）发展开放型经济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总目标。开放型经济（Open Economy）在国际上是与封闭型经济（Closed Economy）相对立的概念。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在现实中，香港的自由港经济是开放经济的极端，南亚内陆地区的小国或朝鲜是封闭型经济的极端，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成熟程度不同，可按光谱顺序排列于两个极端之间。一般而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过去20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以及经济调整发展的巨大成就证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发展开放型经济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突飞猛进，网络经济正在成为发达国家角逐的新领域，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方式。我国若不奋起直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按照我国的发展战略，我国GDP在2010年要再翻一番，到下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绝大多数经济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传统模式发展经济，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制约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因此，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国只有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克服资源、资金、技术、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我国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并且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分阶段步骤。从国际经验看，成熟的市经济都是开放型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开放的程度也越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发展开放型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
第三，发展开放型经济同我国对外承诺的国际义务也是一致的。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为换取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权利，我国政府已就逐步开放市场做出承诺，而且大部分措施将在"十五"期间兑现。江泽民主席在APEC会议上也承诺中国将在2020年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因此，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实际上已有分阶段的时间表。"发展开放型经济"已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件中，这一提法与"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等以往的提法相比，更简明、更概括、更突出，更适合我国加入WTO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对全国人民更有号召力，也更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与接受。
总之，在"十五"计划中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战略目标，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有利于坚定改革开放的国策，避免制定政策时发生摇摆，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为中心。随着国内市场供求总体格局的转变，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问题更为突出。结构调整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任务。以往在结构调整中，较多地强调增量而非存量调整，较多地依赖政府力量而非市场机制，较多地局限于国内市场而非在世界经济背景下展开，因此，结构调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尽管20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大为改善，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比重大幅提高，但由于出口部门与进口替代部门被人为分隔，出口部门对整体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国内外经验看，越是开放的部门，技术进步越快，国际竞争力越强。我国电子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8％提高到1999年的27％，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部门开放程度较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结构调整，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发展所有的产业，而只能是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取得最大的效益。
发展开放型经济，要将提高效益放在首位。在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的条件下，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允许企业在比较国内国外市场收益的基础上理性地进行投资和选择策略，这样才可能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宏观经济效益也会相应提高。
（三）注意发挥我国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密集程度的竞争。每一次重大的新技术革命，都曾引起各国间的实力消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当前席卷世界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为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只有开放市场，参与其中，才能接触到最新的技术，把握技术进步的主流方向，从贸易与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中受益。
发挥比较优势，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准则。我国要集中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避免将资源用于我国不具比较优势的、效率较低的行业。在相当一段时期，丰富而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可以缓解就业压力，而且与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打破以往出口导向部门与国内大部分产业间的阻隔状态，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溢出效应"，带动国内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使现有加工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提高总体附加价值。在制造业基础较好和劳动力素质较高的部分地区与部门，可以通过OEM、ODM、分包等方式，直接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生产与组装能力，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生产创造条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绝非权宜之计，美国一直是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因此，从长期看，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档次与附加值，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为提高效益，要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进一步提高机电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价值。出口企业要抓住电子商务发展的大好机遇，突破信息和销售渠道瓶颈，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在加强与国际跨国公司合作的同时，要逐步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发挥我国某些产业的比较优势，更直接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整体上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四）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灵活高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一方面，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需要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在此过程中，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又要强调规范性。各国的经济贸易体制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产权明晰、市场定价、公司治理结构、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和增加透明度等方面是趋于一致的。如果我国的经济贸易体制与国际规范不兼容，就谈不上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另一方面，较之封闭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更易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发生经济波动的风险更高，因此对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与机制的要求也更高。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既孕育着极大的机遇，也埋藏着相当高的风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并不能保证各国公平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对大国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行为，对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投机行为，我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要"趋利避害"，控制风险，保证经济安全，就必须要建立起一套灵活高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
四、中国的"后发优势"和追赶模式
回顾世界经济史，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事例屡见不鲜，虽然各国追赶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各不相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实行跨越式发展，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结构，实现强国之梦，实现几代人希望中华之崛起的梦想。
1、后发优势
（1）、后发优势与引进技术
严格说来，后发优势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进国家的有利地位，参照和学习先进国家和成功实现赶超战略国家的经验，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并着重借鉴先进国家的制度优势和改善制度的途径，在短期内达到先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似乎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观察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回顾过去200多年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经验，也没有什么一般的发展途径和模式可供后进国家借鉴。不过，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看，后进国家的落后无非是技术的落后和制度的落后。后进国家的追赶也正是循着这两个途径：有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的原因，走的是制度先行的道路，这也是美国采取的方式；大多数国家起始追赶时，走的是技术路线，因为制度变迁往往比技术追赶受到的阻力更大。
这里所指的技术追赶有特定的含义，指的是经济发展的技术维度或技术变量。具体而言，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生产要素总量、产业结构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会增加国内产出，这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由于生产要素的数量在短期内是一定的，而且许多生产要素的数量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因此持续的经济增长应采取内涵再生产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实现这一方式有两个途径，一是将生产要素由产出低的产业向产出高的产业转移，即产业结构的变迁；二是在给定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下如果发生技术进步，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生产函数上的表现是，在资本-劳动力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发生技术进步后，产出-劳动力的比率上升。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机制是，技术进步除了本身会促进经济发展外，还会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的变迁，并且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变迁，生产要素为适应新变化也必须提高质量。
实现技术进步有两个途径，一是自我研发，一是引进技术。在理论上不能区分自我研发和引进技术的优劣。但是，由于研发的成本高、风险大，以及人才资金方面的约束，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经验来看，引进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效果更大。此外，在引进基础上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至为重要。
2、引进技术实现后发优势的条件
1）引进技术充分发挥效力有赖于制度的配合和支持。这里的制度指的是有助于引进技术吸收、消化并产生经济效用乃至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的制度。日本和韩国是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并成功进行技术创新和实现经济赶超的两个例子。就制度而言，日本和韩国有几条经验值得借鉴：日本的特色是官、产、学协同作战，政府通过制定标准甚至直接参与大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帮助企业吸收技术和进行技术创新。强调大型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创新作用是两个国家的另一条经验。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多，技术扩散能力强，因此引进技术的外部性也比小企业大得多。最重要的经验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强调自主创新，这也是由落后到先进的必要途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都说明了这条经验的重要性。
也有经济学家从制度这一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制度与技术的关系。比如，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从长期来看会阻碍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发展。
还有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既要模仿技术，也要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他们认为，技术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两个变量，并且制度变量制约着技术变量作用的发挥。比这个观点更激进一点的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先制度模仿，再技术模仿，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励弘强必须重视制度建设，技术可以超越，体制无法超越。"杨小凯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进行基本的制度改革后，再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这样经济发展才可能持续。如果反向操作，通过引进技术产生的经济发展会阻碍基本制度改革的实施，这样不仅会使基本的制度改革的成本加大，而且会限制长期经济发展，出现所谓后发劣势。从一些国家的实践来看，杨小凯的观点似乎不能得到证实。相反，韩国和东欧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以技术层面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行赶超战略比通过震荡改革实行制度革命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显得更有效。
2）发挥引进技术效力要有物质基础，引进技术发挥的效力如何取决于该国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包括：现有的技术储备，如人才、配套设施、对产品的市场需求等；有长期引进吸收先进技术的经验，对适用技术的选择有一套完整的标准；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能够在吸收的技术上有创新，还必须建立适当的教育体系、创新机制。
2、现代化与追赶模式
就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过程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相互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
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落后是指国家之间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43年时间追上英国。根据OECD的Angus Maddison（1995）的数据， 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于英国人均GDP水平的73.3%，1870年为75.3%。尔后，美国开始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同期英国为1.9%，到190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于英国人均GDP水平上升为89.2%，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人均GDP水平，为105.5%；第二次是二次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9.6%，1953年日本GDP增长指数超过二战期间的最高水平，开始经济起飞，1953-1992年期间，日本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90.1%。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28倍的世界记录（年平均增长率为1.95%）；第三次是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1965-1992年期
间，韩国和台湾地区GDP年平均增长率均为8.8%。1973年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西欧国家（12个国家）人均GDP水平的24.3%和31.4%，到1992年分别上升为57.5%和66.6%。
为什么工业化的后来者能够追赶工业化的先行者呢？它们实现追赶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呢？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后发优势的观点。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工业化后来者所具有的特殊益处和优势，这包括：一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这是一个正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落后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证因素。通过技术引进替代有关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开发，使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并避免有关风险。二是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工业化的后来者对工业化模式的设计具有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它们不必重复先行者的错误道路，例如"先污染、后治理"，同样它们可以选择更快的发展道路和更开放的发展政策。例如经济全球化为经济改革和转型国家加速市场机制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但是有效率的改革者比他人学得更快，所以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在发展市场机制中学习和不落后，不仅取决其初始条件，也取决于学习的方式。 三是对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和寻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的"赶超"社会意识。工业化后来者落后程度越大，这种意识及其功效也就越显著。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巨大的突然性的工业努力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新政"。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穷国要追上富国取决于三种决定性因素：一是穷国的储蓄率水平高低，储蓄率越高，人均增长速度越快；二是经济开放程度大小，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将加快穷国的追赶进程；三是技术扩散的程度快慢。由于模仿与使用先行国的技术发明成本比自我创新成本低得多，如对美国化工、医药、电子与机械等行业的48种产品创新的调查与研究发现，模仿成本平均为创新成本的65%，但不同产品的差异较大，模仿成本与创新成本的比率在60%-90%之间的只占一半。 工业化后来者的增长可能超过技术领先国，如果技术领先国和技术引进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越大，那么新技术引进和被模仿的产品项目收益率就越高，从而显示了追赶效益。如果技术引进国的经济规模愈大，那么所引进的技术产品的收益或外溢效应也显示了大国规模效应。
技术差距和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也说明了技术模仿国有可能追赶上技术发明国。根据技术差距模型的解释，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基于新产品和新工序的引进，这使得发明者和发明国在世界市场上暂时处于垄断地位，并大量出口新技术产品。但是当外国生产者获得新技术之后，他们就能凭借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最终占领国际市场，甚至发明国的市场。弗农对技术差距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模型。该模型从技术发明国和模仿国的角度把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了5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该产品只在发明国生产和消费；在第二阶段，该产品的生产在发明国得到了改进，为适应国内外迅速增长的需求，产量大幅度上升，并大量出口；在第三阶段，该产品已标准化，模仿国开始生产供应国内消费，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相对低于发明国，故模仿国产品开始出口，而发明国产量开始下降，品牌竞争让位于价格竞争；在第五阶段，模仿国在发明国家市场上低价销售，发明国产量大幅度下降或停止生产。由于技术扩散、标准化以及较低的国外生产成本使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走向结束，发明国又会致力于新的技术创新，引入新的产品。8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扩散时间大大缩短，即从新产品在发明国投入生产开始，到模仿国在第三国市场上完全代替发明国为止的，这一时间越来越短。高技术模仿国越追越快时，技术发明国就必须越跑越快。
技术引进国在技术扩散过程中通常显示出跳跃式特征。如果技术领先国非常依赖当前的高新技术，并且具有更高生产率的潜在技术是存在的，那么"跳跃"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这是指就技术路线选择和新技术开发方向而言，技术引进国位于获取世界最新技术机会的前沿。曾经有经济学家断言，当前的技术领先国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经验积累逐步提高生产率的，他们假定领先国的知识不能被其他国家所获得，各国内部来自经济的收益是递减的，新技术的出现基本上是偶然的，它们的出现只是为实现更高的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性，只有通过大量的"边干边学"，这两种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 因此对于当前技术领先国来说，采用新技术似乎并不是很有吸引力，他们往往选择继续沿用旧的生产技术与方法，然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采用新技术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从长期来看新技术能够产生更高的生产率，这样追随国最终将成为技术领先国，于是"跳跃"效应便产生了。 然而，发展中国家能否正确选择从外部获得新的技术，进而能否具有使其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能力，乃是成败的关键。
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最主要途径是吸引外资，因为投资中包括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积累。新增长理论的代表罗默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对实物资本的投资，可以用生产中积累投资代表知识的积累，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他的研究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投资又会引致知识的积累，知识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进程，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增长的一个良性循环，从而长期稳定地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一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不断追加投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
3、开放经济理论--"让开放发挥作用"
交通通信成本的降低，世贸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通过贸易谈判等手段减少了对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限制，经济全球化经此得到推动并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外部约束条件：流行的"华盛顿共识"要求自由市场和开放的主张，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各成员国做出的市场准入承诺已成为各国贸易乃至一般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早就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证明，以迪克西特为代表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同样证明了开放经济优于封闭经济的观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用经验证据表明了开放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4、中国成功的追赶
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进入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如果从1750年算起的话，欧洲和北美陆续开始工业化，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滞后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国才正式开始工业化。
中国不仅开始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其低下。欧美国家开始工业化时人均收入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工业初期的人均水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同期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显示了巨大的发展差距。1952年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8.15倍，美国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19.8倍，俄罗斯相当于中国的5.5倍，日本也相当于中国的4.4倍。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建国5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从1978年以来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和世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1995年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2653美元，与欧洲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52年的8.15倍缩小为5.3倍，与美国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8倍缩小为8.8倍，与日本人均GDP相对差距由4.4倍扩大为7.4倍，与世界人均GDP相对差距由4.2倍缩小为2.0倍。这表明，中国在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方面显示出现代化的追赶模式特征 。
五、对外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25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突破，经济体制转轨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举世瞩目。在世纪交替时期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上，深刻认识现状，探索构思未来，着重勾画和设计到2020年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置身经济全球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进入新世纪之时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的现状与特点是：
进出口贸易5年增长9成，中国首次位居5大贸易国行列。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7年的325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长91%，年均增长13.8%。对外贸易排名由1997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5位，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由1997年3.3%提高到2002年的5.1%。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分别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和世界贸易年均增速6.1个和11.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1828亿美元增加到3256亿美元，增长78%。进出口商品结构明显改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由1997年的32.5%和8.9%上升到2002年的48.2%和20.8%。与此同时，传统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继续保持增长。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登上新台阶，2002年首次位居世界之首。改革开放到2002年，我国实际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480亿美元。其中，1998-2002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261亿美元，超过改革开放至1997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219亿美元的总和。1993-2001年，我国连续9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首位，2002年，更首次成为当年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金额达527亿美元。
改革开放相互促进，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对外经济面对的领域更宽、广度更大。两年多来，由于注重趋利避害，其积极效应开始显现，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快速增长，各方关注的重要商品的进出口有序正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和适应性提高。关税总水平进一步降低，2003年已降到11%，非关税措施逐步减少。加入世贸组织前普遍关注的农业、服务业、汽车等领域尚未受到大的冲击。享受权利，履行承诺，我国顺利参与世贸组织双向贸易政策审议。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处理贸易纠纷、维护国内企业权益的能力增强，初步建立了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等贸易和产业保障机制。
"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对外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继续发展，5年累计完成营业额592亿美元，超过改革开放以来到1997年全部营业额的总和，占25年来累计营业额的55%。一批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大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累计批准设立境外非金融类企业1500多家，中方对外投资超过30亿美元。境外加工装配业务从无到有，对外资源开发初有起色。
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加强，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改善。目前，在对外经济领域就业的直接从业人员近1亿人，涉外税收和海关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达1／3。国家外汇储备由1997年的1399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2864亿美元（到2005年5月已达7000亿美元），居日本之后为世界第二位。1997年我国对外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6%，2002年上升到50%，其中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达26%。近年来，年度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使用额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占10%。毋庸置疑，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对外经济，对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加速器的重大意义。对世纪之交我国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克服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对促进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第16页——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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