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曲格平主编
http://www.chinape.org 2007 11:00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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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召开不久，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科学发展观读本即《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丛书·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丛书·文化建设》干部学习读本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其中《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项目自2003年启动，至2006年3月由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历时3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多个编写组，上百人参与，近四十个省部领导和著名经济学家担任顾问。丛书共分五册，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分别由段应碧、于今、李君如、曲格平、蔡武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特为本套丛书作序。
为了落实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指导思想，适应各级领导干部、学生、广大人民群众和在全党全社会开展落实普及科学发展观需要，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网从即日起将对《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进行陆续刊出，从即日起刊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书全文，拟每四天刊出一节，敬请读者关注。我们将授权相关网络媒体无偿转载，同时希望各相关网站配合此次工作顺利开展。
曲格平主编《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二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探讨
三、人定胜天论
与“天命论”相对立，“人定胜天论”（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具有主宰之天、道德之天、命运之天、物质之天、自然之天等多种含义，在"人定胜天"中指的是大自然。）在奴隶社会高度发展的时刻突然出现，是人类认识自然与人类关系的一大进步，也给后来的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埋下苦果。
自然与人，是一对好像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在与自然打交道的初期阶段中，人类敬畏它，崇拜它，听从它的摆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本事越来越大，他们学会了把野生动物变成可以豢养的家畜；他们学会了把野生植物，经过栽培驯化，变成产量很高的农作物；他们还学会了建造简单的水利工程，克服洪涝与干旱给人类带来的威胁。特别是由于奴隶制的建立，人们可以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强制性的规模庞大的劳动大军，人类与自然抗衡的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进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类中那种听命于“天”的消极思想有了很大改变。人类开始处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图利”为特征的“功利境界”。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矛盾和对抗。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合天论”的补充，“胜天论”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人类早期生产力低下，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必须克服不利条件，改造自然，以利于人类繁衍生息，所以“胜天论”充满活力，受到学者的重视。但是，详尽论述“胜天论”的著作很少，有的只是片言只语，有的是诗歌、散文，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因此，它没有形成支配的思潮。
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已经萌芽的反映出人类同自然界的矛盾和斗争。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禹治洪水，又如《淮南子》中的“女娲补天”、“羿射十日”等，故事中的人物与大自然斗争和反抗的精神千古传颂。在理想中，人们总是希望人类比大自然更加强大。
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胥（？～前484）说过：“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史记·伍子胥列传》）这里的“定”不作“必定”解，一种解释是“发挥它之所长”。可见，早在约2500年前，中国人已清楚看到人与自然各有所长，而人多势众，则有力量克服自然带来的困难。战国晚期赵国思想家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0）在《荀子》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虽然人类不能改变自然本身的规律，却可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去能动地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造福。他说的那句“制天命而用之” 的名言，可以看成是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一个最响亮的号角。在《天论》篇的开始，他提出“天行有常”，接着“明于天人之分”，即人与自然各守其职分，人“不与天争职”，即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和
职分去取代自然，达到与天地“参”，即天时、地财与人治三者互相配合，为此，人须“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在这样复杂的前提下，引出一篇堂皇的议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明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是先进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初年的哲学家王充（27～约97）在《论衡·自然》中阐发了“天道自然”的命题，他继承了荀子积极进取的思想，分析和批评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和神学迷信。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772～842)在《天论》上篇论述道：“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在《天论》中篇关于“天与人交相胜”回答持有不同意见者时，他说：“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刘禹锡发挥了荀子“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的思想，指出天与人各有所能亦有所不能。在这里，“胜”是“胜过”、“优于”、“强于”，并非突出“战胜”之意。
南宋学者刘过在《龙川集·襄阳歌》中写道：“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明”。金元时的官员和史学家刘祁在《归潜志》中说：“人定亦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大抵有势力者，能不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势力者，亦造物所使也。“两例中的”定“字均不作”必定解，一解为“谋略”，一解为“长处”，或指处于某种状态；两例中的“胜”字均为“优于”、“强于”，后者所说的“胜天”，指“不为造物所欺”而已，无战胜自然之意。直到近代，因传播西方学术而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3～1921)大力提倡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即与自然和命运抗争，进行了系统和详尽的论述。他的思想来源，已超出传统的胜天的范畴。在西方，“人定胜天论”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英国大思想家培根对于“人”的歌颂说明了在这些先行者眼中，人，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他决不是神的附属物，而是“万物之灵”，是最具有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生灵。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培根认为，人是当然的大自然的主人，人有驾驭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培根的一句名言是：“要命令自然，就要服从自然。”培根认为，当你能够认识自然，并掌握了自然的规律时，你就可以成为命
令自然的不可抵抗的力量。培根有过人的才华和语言驾驭能力，他的著作内容深刻、文字华丽，再加上他在当时英国政府当过大法官、检察长等显赫的职务，他的言论在西方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人定胜天论”反映出人类在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应付自然的能力明显提高的时候，产生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情绪。然而，这种把人看成无所不能的精灵，是“大自然的主宰”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当我们通过各种方式，知道目球正在经受着巨大的不幸，满目疮痍的时候，再联想到几千年来人类对于自然所采取的肆无忌惮的态度（这种做法就是在今天，也会随时看得到），我们也就对“人定胜天论”的危害性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50年前，人类在生态学方面还处在蒙昧状态，对于空气、水、土地污染、资源破坏、砍伐森林，野生生物减少、水土流失及环境公害等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曾几何时，人类要主宰控制、征服、战胜自然，充满人的头脑，成为最英勇的口号。李约瑟(N.J.T.M.Needham)认为，“人主宰自然”这种狂热是欧洲科学思维中最具有破坏性的特点之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由于工业化的积累，人们饱尝了各种污染、公害和灾难带来的痛苦。美国学者、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著名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控制自然”这个提法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产物，是生物学和哲学低级、幼稚的产物，是科学上蒙昧的产物。
类似的情况也同时发生在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延续十年的“文化革命”，表现出人似乎无所不能、无往不胜。为了实现工业和农业高产，在“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口号下，人们狂热地、有时是不自觉地投入了大规模破坏自然的活动。
我们仔细审视那个历史时期发生的与自然界有关的一系列事件，分析各种事件的联系，探求它们产生的思想背景，就会相信“人定胜天”的思想在那时已成为了影响全局的主导思想。
这些事件包括：压制马寅初的人口论，使中国人口失控，所谓“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砍伐树森，破坏草场，围湖造田，所谓“开荒开到山顶上，插秧插到湖中央”；大炼钢铁，“两条腿走路”、“土法上马”、土法开矿、冶炼，土法办厂，破坏了资源，污染了环境；消灭四害（蚊、蝇、鼠、雀等），掠夺性开发野生动植物资源……所有这些破坏了生态环境，使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遏制，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实践的结果证明，“人定胜天”是一个貌似英勇的口号，人们缺乏科学的精神、先进的技术和有效的组织，实际上把大自然当作敌人一样的长期斗争的对象，陶醉于虚假的“胜利”之中，狂热地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有必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和深入的批判。
从思想来源来看，首先，它区别于中国古代一系列有关命题。如前所述，荀子的学说“制天命而用之”和刘禹锡人务胜乎天都有明确的前提，天与人有职分之不同，人须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天与人各有所长，各有所能、亦有所不能。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决非忘自尊大，以天为敌。伍子胥引用的话“天定亦能破人”与“人众者胜天”相提并论，《归潜志》“天定亦能胜人”与“人定亦能胜天”相提并论，表明两命题具有相同的价值，互为前提。
而我们看到的口号“人定胜天”则断章取义，舍去了这些必要的前提。特别是，将“胜”字解释为“战胜”，窜改了“优于”、“长于”的含义，完全将自然置于敌对的位置。无论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经过以上的阉割和窜改，20世纪的“人定胜天”失去了历史上的原意，变成了人类妄自尊大、可以为所欲为的口号，而自然界则变成了终究要失败的敌人，可以长期斗争、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其次，它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相同。恩格斯说：“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改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他特别指出人类“征服自然”取得的胜利是有代价的，“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并警告人们不要陶醉于这种胜利，因为到后来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因此，这种胜利是虚假的、靠不住的。但他的论点并没有被人们接受，在19世纪的西方如此，在20世纪中的中国亦然。
从字面上看，“人定胜天”的口号简炼有力，颇有气势，这可能是许多学者喜欢它的原因。但它存在片面性。首先，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忽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胜天论”的基本观点确定的。其次，它夸大人对自然的作用，藐视自然存在的客观前提，这是从刘禹锡“交相胜”观点的倒退。第三，它只看到改造自然的成就，完全无视破坏自然的恶果，满足人类自以为是、急功近利的心理。“人定胜天”的口号还存在局限性，它不能回答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按什么标准去改造自然？第二，用什么方法去改造自然？
100多年前，恩格斯曾经提醒过我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中，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们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已。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第27页——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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