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应碧主编 《统筹城乡发展》
http://www.chinape.org 2007-5-23 11:00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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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召开不久，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科学发展观读本即《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丛书·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丛书·文化建设》干部学习读本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其中《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项目自2003年启动，至2006年3月由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历时3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多个编写组，上百人参与，近四十个省部领导和著名经济学家担任顾问。丛书共分五册，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分别由段应碧、于今、李君如、曲格平、蔡武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特为本套丛书作序。
为了落实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指导思想，适应各级领导干部、学生、广大人民群众和在全党全社会开展落实普及科学发展观需要，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网从即日起将对《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进行陆续刊出，从即日起刊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书全文，拟每四天刊出一节，敬请读者关注。我们将授权相关网络媒体无偿转载，同时希望各相关网站配合此次工作顺利开展。
《统筹城乡发展》
段应碧主编
第二章城乡关系的历史考察和展望
第二节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在生产方式上的最为重大的变革，是人类近现代经济社会进步的高度概括，它是指一个国家的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的过程。其主要标志是工业生产机械化和电器化；工业结构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农业基本工业化，农村人口城镇化；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小康化等。“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文版前言。按工业化开始的时间，世界上的工业化道路可分为两类：先行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和后起国家的工业化道路。
先行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指欧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后起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指上世纪中期以来一些国家所走的工业化道路。二者相比，其区别在于：(1)起步时间不同。前者起步早，都在20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工业化，英国甚至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就已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后者起步比较晚，一般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动因不同。前者的动因是内在的，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和市场化，商人及由他们演变而来的企业家是工业化的发动者。后者的动因是外在的，一般是为了摆脱民族压迫，获得民族独立或为了缩短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政府是工业化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3)过程不同。前者是一个自然演进性的过程，产业结构循着产业进化的自然顺序，由消费品工业(轻工业)开始，逐渐扩展到资本品工业(重工业)。后者一般是人为的革命性过程。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重工业)，通过大量技术引进超前采用资本密集技术，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调。(4)优势不同。前者在开始工业化时具有先行者的优势，资源与市场条件优越，可以靠掠夺海外殖民地获得资源、资金，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占领世界市场。但其不利在于工业化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技术进步问题主要靠自己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获得的政府支持较少，所以，完成工业化所用的时间较长。后者具有“后发优势”，可以产生“学习效应”，可以借鉴先行工业化道路中的经验和教训，技术进步问题可以通过引进与自创两种途径解决，政府对工业化高度关注，所以，工业化所用的时间可以相对缩短。
但无论是先行国家的工业化，还是后起国家的工业化，城乡关系都是其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题。在工业化发展历程中，城乡关系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在工业化前期，城乡关系主要体现为农村农业部门对城市工业部门发展的贡献，农村 为城市工业化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放慢了自己发展的步伐，其成本是巨大的。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随着城市工业的力量壮大，城市有能力开始主导城乡之间的关系，这时候开始了一个相反过程，即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农业部门有所促进，并进行反哺。
一、工业化前期的城乡关系——农村为城市进行资本积累
已经实现工业化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表明，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部门所占比重大，农村农业发展速度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推进速度，而且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农业都在为工业化提供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农村农业对城市工业的贡献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劳动力贡献、资本贡献和市场贡献。
——农村农业的产品贡献。首先，农业提供着人类社会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民以食为天”，粮食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农业能否充分发展，粮食能否充足供应关系到城乡居民的日常饮食，直接影响着工业化的进程。这个问题不解决，甚至根本就谈不上工业化的发展。遗憾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多方面原因，相当多数国家粮食都不能自给，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到20世纪80年代初，亚洲、北非和中东、次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4个世界上的主要发展中地区都是粮食净进口者。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87年贸易年鉴资料，1986年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净粮食进口量达800万吨、非洲(不包括南非)是2500万吨，亚洲是5900万吨，参见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进口量均比20世纪70年代大大增加。大量的粮食进口使不少国家外债剧增，不堪重负，很难再有外汇进口先进的工业技术及设备，造成工业化的停滞，不断拉大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农业落后不能不说是世界上广大发展中的南方国家与发达的北方国家差距不断扩大的南北问题的主要症结。
其次，农业部门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着原料。没有农业部门源源不断的原料供给，很多工业部门根本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初期以轻纺、食品加工为主要工业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部门充足的农产品原料供应更显得重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增加值中，低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重要份额，1988年分别达到59%和44%。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也占相当份额，1988年仍达20%参见张国：《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协调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因此，工业化过程中维持农业较快的发展，不仅是保证城乡人民食品的需要
，也是现代工业发展的需要。
——农村农业的市场贡献。现代农业生产所需的物质投入，只有极小部分来自农村部门内部的供给，如有机肥和简易工具等；绝大部分则来自城市工业部门，如优良动植物品种、化肥、农业机械、农药、农膜等。农村居民所需的生活资料也只有少部分来自部门内部，如粮食、食油、蔬菜等；很大一部分则来自城市工业部门，如布料服装、日用洗涤品、家用电器等。并且随着工业化的进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所需的工业品数量比重都将持续增加。农村农业部门对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扩大了其销售市场，促进了其发展。我们称之为农村农业部门为城市工业部门作出了市场贡献。
对广大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的绝对多数处于农村。虽然农业人口人均收人水平低于城镇居民，但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消费水平可能不低于城镇居民，对城市工业消费品的需求总量也就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农业发展靠的是现代投入物的增加，因此农村农业部门也为城市工业生产的农用生产资料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所以，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为城市工业发展从市场方面提供支持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农业发展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水平极低，在农民生活仅仅处于温饱甚至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购买的现代工业产品自然微乎其微。“在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情况下，这非常可能，因为国家的大部分收入、土地和其他财富，集中在少数城市居民和农村上层阶级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富裕的城市居民交纳税收和租金，然后仅仅靠剩余的一点产品维持生活。甚至来自城市工厂的便宜衣料也使非常贫困的农村人口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然而，如果收入的不公平现象不太严重，农村部门会成为工业产品重要的需求来源。倘若有一个很大的农村市场存在，那么工业在城市对其产品的需求饱和以后，就能够继续增长，而不必在没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之前便要转向国际市场。”［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可见，农村要成为城市现代工业品的市场，必须是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太大的情况下才可能。其隐含的政策要求是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注重调节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不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现两极分化。否则，就会造成城乡之间的对立与摩擦，出现城乡关系失衡，不利于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农村农业部门的资本贡献。对于正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是资本要素，因为只要有了资本，现代城市部门(工业和服务业)就可以较快地发展起来。因此，农村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及工业化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是为城市部门的扩张提供了可靠的投资资源。一般来说城市部门发展所需要的投资有三个来源：国内储蓄(积累)、外商投资、国外援助。
国外援助包括无偿赠与和长期低息无息贷款，这种援助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由于国外援助数量非常有限，且往往附带援助者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故受援国为了保持政治、经济独立及民族尊严也就多不愿接受或不可能大量接受这种援助。因此，国外援助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城市工业部门发展或工业化的重要资本来源。外商投资包括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有息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外商投资不仅补充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的不足，而且还扩大了其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技术交流，带来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增加了国内就业和收入，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着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以赢利为目的，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展开竞争，多数情况下会以其资本、技术及产品优势挤垮接受投资国家的民族工业，甚至控制受资国经济命脉，使受资国成为其经济附庸。接受外国贷款过多还可能使受资国陷入债务及金融危机。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空心化”及不断爆发的债务及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停滞及衰退应引以为鉴。所以，吸引国外资金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过分依赖。这样，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内积累就成为城市工业部门及工业化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外部资金只能作为一个补充来源。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一个国家的城市工业部门规模甚小，依靠其自身的储蓄和积累来筹措发展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规模巨大的农业部门必然成为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在农业占国民收入40%—60%的欠发达国家中，从陷入停滞的储蓄和投资水平转到容许经济适度增长的储蓄和投资水平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农业为扩张部门的资本形成做出相当大的净贡献。”*2约翰斯顿、梅勒：《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9月，第579
页。一般情况下，农业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飞”提供资本积累，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步提供外汇。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还很幼稚，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很难用出口工业品换取外汇。因此，如果一国自然资源
丰富，如盛产石油、钢铁、铜等，农业部门在提供外汇以购买国内不能生产的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方面将起着关键作用。
农业部门不仅必须为城市工业部门作出资本贡献，而且也有可能把一部分资本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这就要求在工业化初期，农业部门要有适度的增长，生产率也必须快速提高，否则就不能为非农产业部门发展作出资本贡献。把资本从农村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部门，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转移；二是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性转移。前者由农民受城市部门高收益的吸引把储蓄和物质财富投向城市部门来实现；后者则靠政府强制手段如税收和价格管制来实现。历史上，一些国家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转移农业剩余资本的，如美国、加拿大等。而另外多数国家为加快城市工业部门发展，则由国家出面利用政权力量强制地把农业部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资本转到城市部门。例如，日本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通过对农业部门征收重税来把农业资本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1882—1892年间，日本政府税收的85%来自农业税，到1918—1924年间，农业税仍占总税收的40%左右，日本政府把税收的绝大部分投入到了城市工业部门。
——农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贡献。由于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一般是充裕的，而城市工业部门又往往能提供高的收入且相对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农业部门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往往并不成为问题。问题是从农村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往往素质不高，难以适应城市现代工业的要求。此外，从农村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往往又是农业农村中素质最高的，这些劳动力的转出，会进一步劣化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素质，影响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造成农业发展的低速度或停滞，产生“农村病”。因此，必须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使农村劳动力既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又能在转入城市时，适应现代工业的要求。
二、工业化中后期的城乡关系——城市促进和反哺农村发展
——城市工业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及空间。城市工业对农村农业发展的促进实际上在工业化前期已经有所表现，但是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更加突出和明显。工业化初期的美国，耕地面积成倍增加，造成农业劳动力奇缺，也使旧式的以人力为主的手工农具及相应的耕作办法不能满足生产迅速发展的要求，所以，迫切要求用农业机械代替农业手工劳动。城市工业部门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从1831年到1847年，收割机、脱粒机、钢犁、玉米播种机、谷物播种机、割草机等相继问世并被广泛采用，大大提高了美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正如福克纳所说：“从1830年到南北战争这一时期，美国农业出现了一个革命性变革的开端。”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8页。正是这个以农业技术革新和一系列农业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特征的“革命性开端”，以及城市工业新文明对农业的改造，使美国农业开始朝着专业化、集约化、半机械化、科学化方面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美国式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美国农民还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建立农业协会，举办农业展览会，创办农业报刊，建立农业院校等多种形式，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机器和优良品种，从而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这些活动同样是城市新文明在农村农业中扩散的结果。所有这些使得美国农业产出从1800年到1860年增长了5倍以上。参阅金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
在英国工业化后期的1850—1870年间，其农业在生产技术上有了新的发展。“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黏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2—743页。新技术的应用，使英国小麦产量由1855年每公顷1840千克提到1870年的2020千克，15年时间增产了10%。可见，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工业部门提供的先进技术及新观念都是促进传统农业改造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城市工业对农村农业的反哺。如前所述，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是农村农业哺育城市工业部门发展，而在工业化的中期特别是后期，城市工业部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完全可以靠自身积累而获得发展，并且有可能对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农村农业进行反哺，这一点在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是一个共同趋势。以日本、韩国为例，两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均大规模地对农业进行反哺，其反哺农业的办法有：政策反哺、资金反哺、技术反哺、体制反哺等。
在政策方面，两国均制定了《农业基本法》，确立了农业现代化的大政方针。辅之农业大法的实施，还制定了农业各领域的法规，主要包括《粮食管理法》、《农产品价格安定法》、《农地法》、《农地改良法》、《生产振兴法》、《农业防灾法》、《农业机械化助成法》、《农业团地法》及各类管理及技术法规上百个。日、韩农业立法的突出特点是：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有达标的途径及办法；有重点策略及一般对策；有明确的赏罚条款；保持法规的连续性等，从而使得农业法规导向明确，有很强的操作性，体现了以法护农、以法建农和以法促农，把反哺农村农业变成强制性的国家意志，而不是流于一般的号召。
日本、韩国在战后经济恢复期及工业化起飞准备期间，资金的积累也是原始方式的，大量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但伴随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80年代，资金出现倒流，农村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从资金方面开始了城市工业对农村农业的反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反哺过程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反哺农村农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及地方农业预算。自1960年到1980年，日本中央政府农业预算在国家总预算中的份额一直保持在7%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其份额虽呈下降趋势，但绝对额有增无减。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农户购买农机的资金，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补40%，剩下20%由农协贷款。农业基本建设资金，农民只需出10%，余下90%分别由各级政府补贴。韩国资金反哺农业的强度虽逊于日本，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势极猛，在科技、教育、交通、农业基本建设等农业农村公共投资方面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了几倍甚至十几倍。
日、韩两国极其重视以先进技术武装农业，力求以技术革命降低其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日、韩两国政府先后完善了农业科研、教育及技术推广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新潮流，又加大了技术反哺农村农业的力度，自下而上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科研、教育设施，出现了一些“电脑村”、“高新技术村”及“高效农业村”。
体制上，日本、韩国均建立了功能齐全的农村组织——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农协网络了农村中的全部农户，不仅是农村中的经济组织，也是农民的政治组织，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地位，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防止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大滑坡方面，起到了政府起不到的作用。农协既可代表农民与政府讨价还价，也可作为政府代言人，忠实地执行国家的农业政策。政府反哺农业的政策策略，是农协促使政府制定的，又是通过农协实施的，农协在贯彻反哺农村农业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这些反哺农业的方法手段，使日、韩两国农村农业同整个经济一起进步，实现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在日本，农民收入甚至超过了城市职工的平均收入)，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维护了社会公平。
《统筹城乡发展》第38页——第47页 |
